党素珍一个很普通的矿嫂，做出了不个不普通事迹。她50年如一日宣传安全，全心全意的为矿工们服务。中华全国总工会王兆国主席亲笔批示， 山西省总工会颁发文件号召全省职工开展向党素珍学习的决定。

    １９５６年秋天，２０岁出头的党素珍，从老家山西五台县农村到杜儿坪矿，嫁给了矿上的一名矿工。           当时，杜儿坪矿处于初建时期，工伤事故不断。党素珍惦记丈夫，常提着水壶到井口接丈夫回家，一位矿工对此很羡慕，有一天，开玩笑式地一把夺过水壶，说道：“让咱也喝两口……”  看着矿工们你争我抢，非要喝一口自己带来的水，党素珍萌发了一个念头：让所有矿工兄弟升坑后都能喝上一口热水。想到做到，５０年间，党素珍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直到２００５年，年已七旬的党素珍因患脑梗塞住进医院，才不得不停止……     矿工告诉记者，杜儿坪矿初建时没有班中餐，也喝不到水……下班后，能喝上党素珍送来的热水，感到无比亲切，大家说：“党大姐是世上心地最善良的女人。”  “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每天凌晨４：００，党素珍起床，先将家属区的楼道和楼下的公共厕所打扫一遍；大约５：００，她搭矿上头趟公车，赶往１公里外的矿口，趁着矿工们开班前会、更衣的工夫，她把水烧开了……     杜儿坪矿是年产４００万吨的大矿，每天上早班的工人千几百人，党素珍一次要准备３大桶水，１桶橘子粉加白糖水，１桶茶水，１桶白开水。遇到下雪天，她还会在开水中泡上些生姜，为矿工们驱除风寒。她准备的水，不仅供升井的矿工喝，还要让矿工们倒入瓶子带到井下喝。

    煤矿单身职工多，下井干活摸爬滚打，衣服不是破了，就是扣子掉了，党素珍就自备针线，为矿工们义务缝补。心灵手巧的她有一手捻线的好功夫，废弃的包装绳，她可以用来捻成线缝补衣衫。经过她亲手加工的这种线格外结实，矿工们即使长期在井下作业也沤不烂。党素珍说：“我应尽的‘义务’……” ，“不请自到”的家属代表，  安全是煤矿生产的头等大事。党素珍像母亲惦念儿子一样，时刻牵挂着矿工们的安全。为了搞好宣传，上世纪７０年代，没有念过书的党素珍学会了写汉字。每隔几天，她就会按照矿上文件精神，更换矿口标语。她还在矿口开设了小广播，大部分广播稿是她写的。

    每天送走下井的矿工，党素珍便赶紧回到服务站，把平时矿工们送来需要缝补的衣服补好，把漏水的水靴粘好。她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每天更换阅报栏内的报纸。

    在矿工们的记忆里，上世纪７０年代，党妈妈利用自家的收音机，供大家聆听来自首都北京的声音……８０年代，党妈妈自费购买了１台录音机，把矿上会议的精神录下来，供大家学习贯彻。此外，每逢矿上开会，党妈妈要去参加，成为“不请自到”的家属代表。    

    在党素珍的家中，至今还保存着《工厂企业防暑降温》《国外煤矿安全漫画集》《建筑企业安全生产》，以及煤矿安全科普画册等书籍。党素珍说，自己没文化，这些书就是她业余学习的“课本”。书中的内容，既可以“摘”下来做标语用，也可以供她自编自演快板。（小标题）“还能为你们干上几年哩！”  

     党素珍没有工作，也没有经济来源。在子女参加工作之前，全家生活靠丈夫的工资维持。尽管家中生活艰难，她省吃俭用先后自费买了３个保温瓶、两个电热水桶，以及绿豆、白糖、茶叶等。一年下来，她贴进去的钱不下２０００元。

       党素珍的５个子女都不富裕。尽管如此，他们对母亲的“义务”之举都非常支持。比如，在纺织厂上班的大女儿，给母亲买回了茶叶、红糖，以及缝补衣服用的布头；二女儿在家照顾已经双目失明的父亲；三女儿在给母亲写宣传材料的同时，还“兼职”播音……  

    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年近七旬的党素珍，同往常一样每天坚持去矿口送水。她还特意用家中的积蓄，买来消毒器、一次性纸杯和手套……     儿女们心疼母亲每天从早忙到晚，太累了，劝她多多保重身体，她却说：“现在是什么当口？矿工们在坚持下井，我怎么能有一点儿小病就倒下休息呢？！” 在女儿李改金的记忆里，母亲只有生弟弟、妹妹，或是得了重病的时候，才会休息休息，除此之外，不管风霜雨雪，还是酷暑严寒，母亲坚持为矿工送水的举动从未停止过。

     矿工们说：“谁没有家，但党妈妈舍了自己的家，为的是我们大家……” 日渐积累起来的感情，无需通过其他方式报答。冬天来了，每当看到忙碌的党素珍穿着单薄的时候，矿工们都会关切地说上一句：“党妈妈，您要穿得厚一些，不要感冒了！” 党素珍却摆摆手：“我托你们的福，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身体不错，看来，还能为你们多干几年哩！” 党素珍心里不但牵挂着下井工人的冷暖，更操心他们的安全。

 　　1954年，党素珍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挑着一担水来到井口。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井口乱成一片，有一个矿工被工人们七手八脚地抬出来。党素珍撂下水桶跑过去。 　　这不是小赵嘛？就是他，昨天还到她家玩，怎么才过了一晚上，就成了这样？党素珍猛扑上去，像没了亲弟弟，一边为他擦拭脸上的血迹，一边嚎啕大哭。 　　从此，党素珍的服务站多了一项服务内容：宣传安全生产。 　　为了搞宣传，党素珍随身带着三件宝：报纸、收音机和录音机；办起了三个宣传阵地：坑口广播站、居委会黑板报和坑口阅报栏；还有三个宣传工具：手推宣传车、手提读报栏和手提广播喇叭。

 　　50年间，党素珍每年自费订十几份报纸，坑口阅报栏被工人们称为“党素珍阅报栏”；50年间，她自费买了录音机、大喇叭，宣传安全知识；50年间，她在家属区、矿区大街上制作了16块黑板报，3天换一次安全宣传内容。 　　党素珍先后用坏了12台录音机，两台卡拉OK机，300多盘磁带，两个麦克风，5个扩音器……加上每天用去的小米、绿豆、白糖、红糖、茶叶、布块、针线、扣子……一年下来，她自己贴进去的钱不少于2000元。

　1985年，杜儿坪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48个鲜活的生命毁于一旦。当时，煤矿的天似乎塌了，生产瘫痪了，工人们不敢下井了，干部也没了主心骨。党素珍站出来，连续几天没回家，给死者整理遗容、穿衣服，安顿死者家属，到家属区一家一户做工人的工作，动员他们走出阴影，接受教训，尽快恢复生产。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她走访了101户家属，一家一户登记，签订安全联保合同。在党素珍的影响下，各居委会、各小组都行动起来，居委会包组，小组包户，一个全民联保安全工作在杜儿坪矿开展起来。 　　此后，党素珍服务矿工、宣讲安全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

    党素珍家里很穷，一家7口人的生活只靠丈夫李万义一人的工资维持。党素珍的大女儿叫李秀萍，今年50岁。她说：“打我记事起，我妈就是从早到晚在坑口服务。我们弟妹多，家里的大事小情，妈从来不过问。我在家里是老大，从小就像个没娘的孩子，早早就学会了帮爸爸洗衣、做饭，照顾弟妹。记得我10岁时，背着两岁的小弟去上学，一跤摔倒碰掉三颗门牙。直到第三天，妈早上出门时，才看见我没了门牙，吃惊地问我：‘你的牙呢？’我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出来。妈只说一句：‘以后小心点嘛。’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杜儿坪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收集整理党素珍事迹时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1981年到1990年，党素珍为矿工缝补工作服1．42万件、手套2．37万副，用去扣子630袋、针60包、线36把、布10多米…… 。然而党素珍并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来源，3个女儿、两个儿子全家7口人，只靠丈夫李万义一人的工资维持。最困难的时候，大清早党素珍在家里熬米汤，米汤的香味唤醒了睡梦中的孩子，5个孩子10只眼睛眼巴巴地瞅着锅里翻滚的米汤，口水往肚子里咽。

  　“我妈对下井工人是真爱，不管受到多大打击，受了多少委屈，都撂不下他们。就是我爸得了重病，住了院，她也是先想到工人们是否有水喝。”李秀萍很无奈地说。

       1995年，党素珍的丈夫患脑瘤，住在省肿瘤医院，从杜儿坪矿到肿瘤医院，要倒两次公交车，往返需4个多小时。党素珍告诉孩子们说：“路程这么远，妈去了也不顶啥事，有你们姐弟就行。”当孩子们反对时，党素珍为难地说：“妈去了医院，工人喝不上水咋办？”党素珍的丈夫做开颅手术，从早上8时一直做到下午6时，党素珍却在坑口的支前服务站上忙碌，愣是没有去医院。

 　　李秀萍说，有时会觉得我妈挺无情的。但每次和党素珍“理论”，党素珍都会说：“咱家的事说到底也是小家的事，坑口服务站的事是大家的事，没有‘大家’，哪有咱这个‘小家’！”就是为了大家，党素珍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李改金是党素珍最小的女儿，“本来我还有一个小妹，白白胖胖，好说好动，我妈最疼她了。小妹6岁那年，持续好几天发高烧。妈妈因为工作忙，早上只吩咐了我们几句就走了，一上午，小妹烧得直说胡话，等到我们把小妹送到医院后，医生却说，是急性肺炎，送得晚了……我妈从井口赶到医院，小妹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那几天，我妈茶不思饭不想，整日呆呆傻傻。即使这样，她还是没有忘了井口的工人，强忍着悲痛照常到井口……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才更深刻地体会到我妈当时的心情，要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忍住那时的悲痛啊。”党素珍的小儿子李军凯说，“起先，我们对我妈不满，有怨气。后来，我们跟我妈一起到井口，看到我妈和工人们是那么得融洽，看到我妈高高兴兴服务的样子，才算真正理解了她。以后，我们全家人把妈做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大姐在山西纺织厂上班，常常帮妈采购布头布块、针头线脑，还有茶叶、桔子粉、红糖、白糖，一买就是几十袋。二姐离家较近，家里洗洗涮涮的活儿，大都落在二姐的肩上。三姐普通话说得好，每天晚上给我妈录音，写宣传材料。有刷标语、挂标语的事，就是我爸、我哥和我的事了。”　

   　现在，党素珍仍在家里养病，但杜儿坪矿党素珍服务站的规模比原来更大了，有几个姐妹接过了党素珍的担子，继续为下井的矿工服务。